唐太宗李世民强加了哪四个亡国罪状给隋炀帝?

趣味野史网 | www.v525.com  2016-04-12 10:22:03
责编:历史探索

  《论语·子张》中有这样一句话“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,是也君子恶居下流,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意思是说,纣干的坏事不像传说的那样厉害,由于他处在忙国之君的下流地位,人们就把他当作坏的偶像,把天下所以的坏事都归到他的头上了,这说明历来相传的纣的罪恶都是陆续加上去的,《尚书》中只说,纣只是一个糊涂人,贪酒、不用贵戚旧臣、登用小人,听信妇言,信有命在天,不留心祭祀而已。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样荒淫无道、残暴不仁的暴君,只是后世因他处于亡国之君位,把一切的坏事推到他身上而已,而且经过历史层层的累积,造成后世隋炀帝暴君的形象!故此,我们不得不深思,隋炀帝究竟是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无道?

  造成我们对隋炀帝否定评价的莫过于不恤民力修筑大运河,不顾民苦数征高丽,奢华耗费三游江都,这些历来都是人们揭隋炀帝短的焦点所在,的确,这都是劳民伤财的举措,直接加速了隋朝灭亡,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的历史作用。

  大运河,历来人们对它都褒贬参杂,既否定它是不恤民力,劳民伤财的工程,也肯定它在沟通南北、加强对东南方统治的历史作用,但试问一下,那一项庞大的工程,不需要庞大的人力、物力支持?阿房宫不用,长城不用?后世的王朝不是不想构筑宏伟的工程,而是鉴于秦、隋因耗民力而灭亡的教训而已,但后世哪能再现长城的宏伟、隋大运河的伟绩!在此,我们先考察一下隋炀帝建造大运河的目的所在,以探寻其功过。大运河由永济渠、通济渠、邗沟和江南河四部分组成。

  “(大业元年)辛亥,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,开通济渠,自西苑引谷、洛水达于河,自板渚引河通于淮。庚申,遣黄门侍郎王弘、上仪同于土澄往江南采木,造龙舟、凤艒、黄龙、赤舰、楼船等数万艘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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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(大业)四年春正月乙巳,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,引沁水南达千河,北通涿郡。”

  此两段,是大运河的主体。后世因其所耗巨大,即使有其辉煌的历史意义,亦不能抹其暴政之色彩。若仅此而论,的确如此,但是,倘若细究其建造之目的,则不然。隋之崛起,是终其四百多年之分裂局面,南北联系失之久矣,若帝国行中央集权之政体,必要创南北之沟通,遂使大运河之创举横空而出,摒除南北分裂之局面,其意义不言而喻!

  征高丽,往往作为隋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,盖因为隋炀帝数征高丽,极严重动摇了帝国的财政和震撼了帝国的社会基础,籍此造成隋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,一次士兵哗变,遂使其寿终正寝!不难想象,屡征高丽,直接导致了帝国人民难以承受灾难,无止境的征谪,繁重的徭役,迫使人民起义嬴粮而景从。

  “大业七年,征辽东,炀帝遣诸将,于蓟城南桑乾河上,筑社稷二坛,设方壝,行宜社礼。”

  “大业九年,重征高丽,以俱罗为碣石道军将。”

  “(九年)壬午,复宇文述等官爵。又征兵讨高丽。”

  “十一年,河南、扶风三郡,并有马生角,长数寸。与天保初同占。是时,帝频岁亲征高丽。”

  “(十年)二月辛未,诏百僚议讲伐高丽,数日无敢言者。”

  屡征辽东,前两次均以失败告终,大业十年遂使高丽遣使投降,夫使高丽屈于淫威下,亦使帝国内部千疮百孔,农民起义风起云涌。就此不论其影响,探释其征辽的目的。在炀帝最后一次伐辽中,曾有这样一段话“朕纂成宝业,君临天下,日月所照,风雨所沾,孰非我臣,独隔声教。蕞尔高丽,僻居荒表,鸱张狼噬,侮慢不恭,抄窃我边陲,侵轶我城镇。”姑不论此话真实性如何,但有一点可以看出,他远征高丽,不单单是为了颂扬武功,而是为了并寰宇,一海内。试问一个盛世君主,要想有所作为,能籍以何种途径?汉武帝时堪称汉的全盛时期,在处理内部事务后专力外务,开疆拓土。“(武帝)遣将军李息、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,平之。”“及至南粤反,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。”“越驰义侯遗应劭曰:‘亦越人也。’别将巴蜀罪人,发夜郎兵,下牂柯江,咸会番禺。”被称为开创李唐盛世的唐太宗,在后期亦专事于高丽的征服。“朕自平定突厥、破高丽已后,兼并铁勒,席卷沙漠,以为州县,夷狄远服,声教益广。”由此可见,每一个王朝处于鼎盛之时,君主要想有所作为,必定从事于国内的统一事业,开疆拓土,以此扩大帝国的面积,汉武帝因成拓张之大业,遂留名千古,唐太宗因前期的丰功伟绩,后期的拓土之失败,亦不失其明君之名,盖炀帝因前期无非凡之政绩,而后期征高丽之失败,使天下之漫骂声汇于此,促成炀帝暴君之名确立。

  而经过唐代一世,统治者基于治乱兴衰的需要,将炀帝比之于夏桀、商纣,尽为之粉饰,遂使后世成之以恶名。以下是李世民总结的至隋朝亡国的四大罪状——

  “贞观四年,太宗曰:“隋炀帝性好猜防,专信邪道……”

  “隋炀帝志在无厌,惟好奢侈,所司每有供奉营造,小不称意,则有峻罚严刑。上之所好,下必有甚,竞为无限,遂至灭亡。”

  “贞观九年,太宗谓侍臣曰:“往昔初平京师,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。炀帝意犹不足,征求无已,兼东西征讨,穷兵黩武,百姓不堪,遂致亡灭。”

  “隋炀帝好自矜夸,护短拒谏,诚亦实难犯忤。虞世基不敢直言,或恐未为深罪。”

  此数则,皆是太宗与魏征的对话,而且相距炀帝时亦只有二十年,其真实性可作参详。其一则“炀帝性猜防,专信邪道”,此不足视为无道之表现,充其量说也只是炀帝的一种性格,猜忌之心人皆有之,只是平时不外现,当有人威胁自己的地位时,亦即是有显赫功勋的人展现在舞台时,才促成这种猜忌成为皇帝之大忌,猛德之猜忌不使其宏伟业绩黯然,即乃明证。而“专信邪道”,恰其明示炀帝之旁专权小人之充斥,虞世基就是一个典型。古语有云:“若人主所行不当,臣下又无匡谏,苟在阿顺,事皆称美,则君为暗主,臣为谀臣,君暗臣谀,危亡不远。”这充分说明君主行为不当时,敢冒讳之谏臣的匡扶作用。假使炀帝将行暴行时,世基等人能试头颅之不顾而厉行进谏,或许历史会改写。

  再者,炀帝在平定南方的陈朝,沟通西域、开创科举方面,亦取得一些显赫之成就,在此并不累赘,观乎一个历史人物,并不能因往古人之评述,而一味之盲从,若要了解,则放乎当时一个特定之历史时代里,考其得失,方不至于有失偏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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