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大夏为什么是朝野公认的弘治中兴第一名臣?

趣味野史网 | www.v525.com  2018-05-16 14:05:10
责编:历史探索

  明孝宗弘治一朝(1488—1505年),颇多善政,史称其为弘治中兴,刘大夏则是辅佐明孝宗将弘治中兴推向高峰的第一名臣,史家将其比作促成唐太宗贞观之治的房玄龄、杜如晦和推毂宋仁宗实行仁政的韩琦、范仲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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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大夏(1436—1516年),字时雍,号东山。入仕后,历任兵部主事、郎中和户部侍郎、两广总督、兵部尚书,清正廉洁,干练多才,办事能力极强,历官皆著政声,朝廷赞之,百姓怀之,“虽妇人女子皆知其贤”,在弘治朝众多名臣中的“第一”地位,在当时即已被朝野公认。

  明代自英宗朝开始,积弊丛生,日甚一日。明孝宗继位后,力求更新,变惰政为勤政,变弊政为善政。作为辅佐大臣之一,刘大夏的贡献,远比别的大臣突出。

  其一,练达务实,不尚空谈,议而能行,行之见效的议政风格,使通常威严隔膜的君臣会见和迂阔空疏的庙堂谋谟,变得亲切实在,如挚友促膝,如家人倾心。刘大夏让明孝宗对他的召见,几乎每次都如坐春风,如游佳境,从而促使明孝宗的勤政,由早年的勉力为之,变成晚年的乐而为之,期而待之,直臻其一生勤政的巅峰。以明孝宗、刘大夏为主角的弘治勤政,也成为我国古代史上最为感人的细节之一。

  明孝宗的祖父英宗、父亲宪宗,是有名的惰君,很少视朝,更少召见大臣议事。明宪宗有生理缺陷,说话结巴,含混不清,因此极少和臣下对话。偶有一次召见内阁大臣访问时政,几位阁臣因听不明白,没法作答,只好“叩头呼万岁”,一次本属庄严肃穆的庙堂议政,啥事也没议,就在这莫名其妙的“万岁”声中草草收场,如同儿戏。

  明孝宗却是一个特别勤政的皇帝,从继位开始,即一改父祖惰政恶习,勤于视朝,坚持“每日清晨视朝,遇雨则免”。却也和其父祖一样,很少召对大臣,偶有召对,也极简短。直到弘治十年(1497年)三月,才有一次比较隆重,为时也较长的召对。但过后又归寂然。徐溥时任内阁首辅,次年致仕,在内阁十二年,“终溥在位,亦止此一召而已”。三年以后,弘治十三年(1500年)四月,因大同边防告警,明孝宗才再次召见阁臣,面议军务。过后仍是“阁臣稀得进见”,而且视朝时间也经常推迟,已有步父祖后尘,由勤政变惰政的趋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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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,从弘治十四年(1501年)十月刘大夏入朝开始,明孝宗的勤政便陡然升级,大放异彩,几乎无日不视朝,并经常于散朝后接着召见大臣,细商政务军务,且多为长谈。过后,便有切实可行的除弊求善的政策和措施出台,并动真格,抓落实。明孝宗生来体弱多病,常在感觉欠佳时,默诵一诗以自为调适:“自身有病自心知,身病还将心自医。心若病时身亦病,心生元是病生时。”以如此孱弱之身,居然将这种近乎狂热的勤政状态,一直坚持到弘治十八年(1505年)五月病故,近四年的时间,不但不稍懈怠,而且日甚一日,执着有加,直到生命终了。

 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(1501年)秋,由两广任上被召入朝任兵部尚书的。一见面,明孝宗就问:多次召你入朝任职,为何总以有病推辞?刘大夏答曰:臣委的年老多病况见近年四方人穷财尽,易于生变。兵部掌管朝廷机务,万一变生,以臣下的能力,不足以了此事,故忧惧不敢来。这是刘大夏第一次受明孝宗召见,答语质朴实在,非但没一句通常必有的臣子对圣上的颂词,还直揭当今“治世”真实存在的严重危机。明孝宗颇受震动。过了几天,又召刘大夏,问:自祖宗建国,征科赋敛,都有常制,“何以近年民穷财尽?”刘大夏当即指出,因为近年于固有的赋敛照征不误,同时又随意添加新的赋敛,而且很重。并举自己在两广亲眼所见的事例证之:如广西取铎木,广东取香料,费用钱粮,动以万计。这事刘大夏已上奏朝廷,明孝宗已下令停止。举出此例,明孝宗自然信服,深感刘大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,于是决定推而广之,“今后但有分外的征敛,便令该衙门来说,再斟酌定夺”。

  军民为立国之本。务求富民强国的明孝宗,向刘大夏问罢民情,又问军况。刘大夏仍以直言对之:前些天臣固言民穷,而兵比民更穷。这又让明孝宗大受震动,因为据他所知,按常制,军士在军营有月粮,征戍又有行粮,怎么会比民还穷呢?刘大夏指出:军士受军官盘剥很重,所谓月粮、行粮,半与其帅共之,能不穷吗?刘大夏的揭示,听得明孝宗如五雷轰顶,叹息道:“朕在位久,不能知,何称为人主!”当了十多年皇帝,孜孜求治,军民穷到这般地步,自己竟一无所知,明孝宗深感内疚,“乃令九卿大臣,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,而择行之”。朝廷上,一个全方位揭弊政、探善政的运动随之持久展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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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孝宗从召对刘大夏议政中看到了求治的希望,感到了勤政的乐趣,从此“无日不视朝”,并经常乃至频繁地召见大臣,对大臣也更优礼有加。而召对最多的就是刘大夏。明孝宗越来越觉得刘大夏“廉且练事”,清廉方正,洞达时务,办事干练,难得一遇,非其他大臣能比。刘大夏的挚友戴珊,时任左都御史,也以德才受知于明孝宗。明孝宗临朝,“坐金台,有宣,必大夏;再宣,必珊。而御文华,有所召对,亦必大夏与珊偕”。每过三五日,朝罢鞭响,明孝宗起立于宝座前,高叫一声:“兵部来!”于是兵部尚书刘大夏跪承旨,由西边的台阶走上去。明孝宗退立宝座后,刘大夏径直走到明孝宗面前,君臣一谈就是多时。而本该退朝的其他官员,都“侍班观望,人人欣戴”。间或也呼“都察院来”,戴珊也承旨走上去,和刘大夏并排,明孝宗或立宝座后,或坐辇中,与二臣相与商榷大事。偶尔也召吏部尚书马文升,“然比二公稍疏”。明自成祖时起,以内阁行丞相之事,阁臣权位在六部尚书之上。因为明孝宗几乎事事都先与刘大夏商议,阁臣们反倒常常不得不向刘大夏探听皇帝的意向,虽然当时几位阁臣均属正人,与刘大夏交情颇深,也难免“不平刘独蒙眷顾”。

  明孝宗深知刘大夏的为人,尤其欣赏刘大夏的见识和睿智,不但不为此类诽议所动,反而对刘大夏更加信赖,乃至依赖了,几乎啥事都想先听刘大夏的意见,每天视朝都想见到刘大夏,召对刘大夏。一天早朝,因通政司预告,当日议程,兵部无事需议,作为兵部尚书的刘大夏,遂立在朝臣大班内,未出列等候皇帝宣召。明孝宗临朝时,突然又想召对刘大夏了,而面前等候奏事的大臣队列里,却不见刘大夏的身影。明孝宗本想和往常一样,亲呼一声“兵部来!”将刘大夏叫到身边。但又怕如若刘大夏当天没上朝,会被御史纠察。而且过于频繁地召对刘大夏,也怕其“同列有忌者”,对刘大夏不好。只得默然作罢。第二天一临朝,明孝宗就将这些告诉刘大夏,颇有“一日不见,如三秋兮”之憾。

  于是,在明孝宗和刘大夏自强不息、频见卓效的勤政带动下,历经数十年惰政的明朝廷,竟迅速且持久地汹涌起一股强劲的勤政热潮。一时之间,“朝臣无大小,皆乐趋朝,以仰承徳意。间有语及早朝事不能答者,就知其懒于朝矣,人自愧悔”。

  其二,揭出问题,就要解决问题;敢于碰硬,一碰到底,管他是老制度,还是潜规则,只要害民害军,导致民穷军穷者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刘大夏的坚定和执着,让明孝宗的求治雄心受到极大鼓舞,君臣亲密配合,相互激励,将除弊政、求善政的努力真正落到实处,弘治中兴花开十八年,最后四年,颇多可观。

  刘大夏初见明孝宗,就直言揭示:民穷财尽,军民皆困,是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。从此,他就以辅佐明孝宗积极解决这一社会难题为己任,对明孝宗一再进言,反复敦促,不见落实不罢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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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弘治十四年(1501年)十月,明孝宗听了刘大夏最初几次建言,即令各部门言军民弊政,以便据之革除。弘治十五年(1502年)八月,刘大夏又请明孝宗下诏,凡事不便于军民者,悉条列上奏革除。敦促明孝宗加快进度。弘治十七年(1504年)二月,复请明孝宗加大力度,命各地蠲减租役,专务百姓生养。明孝宗于是下令:“事当兴革者,所司具实以闻。”刘大夏得旨,立即会同朝臣,列具十六个方面急需革除的弊政奏上。一般说来,善政主要代表民众利益,弊政主要代表权贵利益,革弊兴善,民众得利,国家受益,却必然重创权贵之利。刘大夏列具的这十六条,“皆权幸所不便者”,满朝权贵和幸臣闻之,立即勾结起来,大加阻挠。明孝宗犹豫难决,让廷臣再议。刘大夏等据理力争,并尖锐指出:近年革弊政,常常避重就轻,事属外廷,悉蒙允行;稍涉权贵,复令查核。臣等至愚,莫知所以!刘大夏秉性宽厚和善,在皇帝面前说出这等言辞,颇有豁出去之慨。因为不触及权幸,所谓革除弊政,就纯系自欺欺人,嘴上说说而已,没多少实际意义。过了很久,明孝宗才决定采纳刘大夏等人的意见,限制和减免宦官及权贵们的部分利益。制书颁布下来,“举朝欢悦”。

  弘治十七年(1504年)四月,刘大夏应召议政事,首先说的还是除弊政。到五月,革除弊政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较大进展,明孝宗依刘大夏建言,下令全部罢免南京、苏州、杭州掌管织造的宦官。本来,在此之前,他已据工部尚书曾鉴的建议,罢免了三分之一,这时又因刘大夏之请,将三处宦官统统召回,将管理权交还当地镇守和巡官。刘大夏还想在这基础上,进而罢掉各地驻军中的镇守宦官,可惜未果。

  朱元璋鉴于前代之失,严格限制宦官,于明王朝初建,即立一铁牌警示于宫门: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预者斩!”但自英宗朝王振弄权始,宦官干政即成为明代中后期最大弊政。明孝宗在弘治后期,试图向这一弊政开刀,数召大臣密议。一次召内阁首辅刘健,屏退左右,态度坚定地告诉刘健,要尽削宦官之权,“复高皇帝旧”。和多数大臣一样,刘健因畏惧宦官势大,又见“太子未壮,上体清癯,一旦祸起不可测”,主张对宦官干权问题,应慎之又慎。在其影响下,明孝宗“亦未敢轻动也”。刘大夏则不然,他辅佐明孝宗除弊政,自始至终,都着力于裁抑宦官权力,不惧不避,奋力为之。

  弘治十四年(1501年)冬,刘大夏入朝不久,明孝宗就与之多次密商国政,“尝令左右却立,有欲尽削内官权柄”。后来实行的减少皇城九门监门官数,停止收取过门商税,这些削弱宦官权势的措施,“皆本于此”。

  弘治十五年(1502年)十月,明孝宗召问刘大夏:兵饷何以常乏?刘大夏在两广总督任上曾作过调查,省上巡抚、按察使司和总兵三大衙门的办公费,竟抵不上一个镇守宦官的花销。刘大夏以此为例,痛揭镇守宦官之害,如此,“饷何以不乏?”这让明孝宗无比震惊,决定今后向地方派镇守宦官,一定要选廉洁奉公者,否则宁缺毋滥。

  明代宦官殃民祸国,几乎是全方位的,刘大夏知无不言,既言之,必助明孝宗一一破除之。宦官掌控的内厩和御厨,耗费国储甚多。其中勇士、工匠,全是宦官家的苍头和与宦官勾结的京师无赖子弟,且常常一人冒名领取三四人薪俸。在刘大夏协助下,明孝宗派兵部侍郎等查处之,一个月就减少冗食费用十余万金,“内外称快”。朝廷设立光禄寺,本为供应内府御膳和外交宴会,宪宗朝以来,宦官染手其间,增置其属二百多人,费用陡增,天下常贡已不足用,于是强令京师商铺买办,宫中不支经费,这些商铺只得在市井赊欠,民怨沸腾。刘大夏上奏明孝宗曰:光禄寺日办桌面,不胜查算,每日杀牲畜数百,既非节财之道,复亏爱物之仁。明孝宗为之恻然,当即下令裁减,“官民乃苏”。

  刘大夏辅佐明孝宗除弊政求善政的努力,利国利民愈多,伤及宦官权势愈烈,遭其仇恨愈深。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,合理部署了京师东西两侧驻军,致使原来监京营的宦官丢了兵权,他们遂于暗中在皇宫门上贴字条攻击刘大夏。修缮清宁宫,明孝宗依据督工宦官的意见,下旨令兵部拨军工万人供役使。刘大夏早年在兵部工作多年,此时又任兵部尚书,谙熟此类工程,知道修缮清宁宫用不了这么多劳力,工少人多,宦官想从中谋利,上言减去一半。督工宦官向明孝宗告状。因为清宁宫是太皇太后居所,马虎不得,明孝宗也觉刘大夏有些过分,让内阁拟旨切责刘大夏。内阁首辅刘健认为,“爱惜军人,兵部职也”,刘大夏没错。明孝宗明白过来,同意了刘大夏的意见。这既让督工宦官丧失即将到手的巨利,又令宦官们在皇帝面前暴露出弄虚作假的丑恶,其对刘大夏切齿之恨,可想而知。

  明孝宗生性仁厚睿智,深知他如此依赖刘大夏,势必遭宦官对刘大夏的仇恨和报复,故每召对刘大夏,都注意保密,先“左右顾,近侍内臣退避去,奏事毕,复来”。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?更何况宦官天生小人,小人最爱也最擅听墙根。弘治十八年(1505年)初夏的一天,明孝宗在内宫找了一个偏僻的角落,又罩起帷幄,屏退服侍宦官,把刘大夏一人召去,心情沉重地问道:朕固守祖训,不敢加重百姓负担,然而各省每年都上奏说当地百姓因为贫穷而流亡。这是咋回事呵?刘大夏叩头曰:臣在广东久,请言广东事。仅仅是负责一个省外贸的一个宦官,一年所聚敛的财富,居然相当于全国所有官员一年的薪俸!吓人不吓人?这还说的是一般情况。倘若该宦官再稍稍放纵一下,其聚敛所得就是通常的五倍!而这一切,都是从百姓身上榨取的。遭受这样沉重的盘剥,百姓咋能不流亡失所。明孝宗身居九重,平素哪里能想象得到宦官弄权之害,竟是如此之巨!但弊政历时已久,自己“在内势孤”,一时无法根除。他想出的对策是自然消除法,待掌权宦官“老者死,或以罪罢,不令嗣代”,宦官弄权之弊也就自灭。这对正在弄权的宦官而言,可谓仁慈之至,对尚未掌权而又急盼弄权的宦官,却是断了希望之路。刘大夏参与了这样的密谋,自然要被一些宦官记恨。就在明孝宗自以为保密措施万无一失,对刘大夏呵护有加之时,帷幄后,一个小宦官正紧贴地面趴着,支起小耳朵,把他们的对话,窃听了个八九不离十,给宦官们对刘大夏的仇恨簿上,又歪歪扭扭浓墨淋漓地记上了一笔。

  这次召对过后不久,明孝宗就去世了,时为弘治十八年(1505年)五月。年仅十五岁的顽童明武宗继位,信用宦官,宦官势力迅即抬头。时势已变,刘大夏却继续坚持除弊政,求善政,执着地落实明孝宗和他商定的裁抑宦官权势的措施。他依据明孝宗遗诏的要求,请明武宗撤除超过固有数额的驻军镇守宦官,明武宗只撤除一人,以作应付。刘大夏立即强调,应该撤除的是二十四人,并奏减皇城和京城守视宦官,明武宗都不采纳。特别是一个名叫韦兴的宦官,本来在明宪宗末年就因犯罪被免职,二十多年了,这时竟然又被任命为均州镇守。刘大夏等再三争之,明武宗皆不听。刘大夏也不退却,于正德元年(1506年)春又建言:江西、蓟州、陕西、山东四地镇守宦官,“贪残尤甚,乞按治”。惹得明武宗很不高兴。为捍卫弘治之治,该做的努力都做了,但“言不见用”,刘大夏自知已无力回天,只好致仕还乡。

  刘大夏“忠诚恳笃,遇知孝宗,忘身徇国,于权幸多所裁抑”,得罪弄权宦官和谄附宦官的阉党颇深。他曾请明孝宗严格审查宦官掌控的“勇士”,直接重伤宦官刘瑾的权势,又和明孝宗议及刘宇的为人,被刘宇怀恨。这时刘瑾得势,刘宇、焦芳等阉党猖獗,联手报复刘大夏。正德三年(1508年)九月,他们将刘大夏由湖北华容家中逮至京城诏狱,初欲定死罪,因遭朝臣强烈反对,遂“坐戍极边”,发配戍守肃州(今甘肃酒泉)。这时,刘大夏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。正德五年(1510年),刘瑾被诛,刘大夏才被赦归家。御史请按常例,给刘大夏从一品官致仕后应享的待遇,宦官用事者不许。刘大夏为除弊政,贡献毕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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