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不满: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

趣味野史网 | www.v525.com  2015-03-13 15:43:58
责编:历史探索

  1870年6月21日,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。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,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(后实杀16人),流放25人,府县官革职充军,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“谢罪”而结案。对这一办理结果,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,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,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,忍心害理,枉杀无辜,治罪官员,是典型的“元凶卖国贼”。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,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,是她“一心曲全,维护和局”的态度和决定,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。甚至在这期间,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,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,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。

  

  1861年8月,咸丰去世。6岁的同治继位,同治的生母、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,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,慈禧成了事实上的“太上皇”。

  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,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。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,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。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: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;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,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;官衔一加再加,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,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。

  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,厄运也开始降临。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,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,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:右眼突然失明,左眼只留微光,肝病复发,呕吐不止,继而嗜睡症、眩晕症、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。到1870年5月,已经无法坚持工作,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。6月21日假满,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。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。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,就在6月21日,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天津教案”。

  这次教案,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。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,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。1870年6月21日上午,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,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。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,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,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。

  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,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,要求抓人,还扬言不怕中国人,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,引起民愤,被打致死。后事件扩大,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、修女10名,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、法国商人2名、俄国人3名,焚毁教堂6座。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。

  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,即6月22日,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,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。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,一阵紧张,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,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。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,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。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,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。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,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。

  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,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。她在众大臣面前,一边故意谦虚:“此事如何措置,我等不得主意。”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:“和局固宜保全,民心尤不可失。”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,那就是对洋人“息事宁人,维持和局,民心只是其次”。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?她想到了曾国藩,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。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。

  6月22日下午,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:“曾国藩病尚未痊,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,惟此案关系紧要,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,着前赴天津,与崇厚会商办理。”决定中虽有“精神如可支持”的话,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,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。

  6月23日上午,上谕火速送往保定。


  二

  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,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。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,曾国藩已经意识到,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: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,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,三是“好斗”的天津市民。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,在日记中写道:“天津洋务,十分棘手,不胜焦灼”,“熟筹不得良策”,心情“未半刻恬愉”。

  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,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“严议革职”。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,6月25日谕曾国藩:“(道员)周家勋、(知府)张光藻、(知县)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,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,确切查明,严参具奏。”意思是对府、县二人进行调查,等候处理。至于对“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,严拿惩办,秉公办理,毋稍偏徇”。

  崇厚在津十年,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,津民对其评价极低。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,是非曲直也未调查,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。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,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因为道员、知府、知县都是他的下级,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,自然心中不快。

  6月27日,曾国藩给慈禧回信,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,一定“力求平允”,以“不与开衅”为宗旨。虽然正患病,但“不敢因病推诿,稍可支持,即当前往”。慈禧于6月29日回信,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,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,“会同崇厚悉心商办”。

  如此巨大风暴,自己深入到中心,曾国藩估计,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。极度的焦虑、忧愁、矛盾,使他的眼病、眩晕、嗜睡、疲劳之症更加严重,夜间严重失眠。7月1日、2日接连两天,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,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。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,8日到达天津。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,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,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。他一进城,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《晓谕天津士民告示》贴满了大街小巷。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,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,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,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。对此列强也不买账。7月19日,法国人即送来照会,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、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,然后再杀其他人犯,口气十分强硬。扬言如不答应,即宣布开战,先把天津炸平,后进攻北京。

  刚一出手,就如此被动,因极度害怕,又苦于“旁皇无计”,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。

  三

  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,曾国藩已做调查,知道道台、知府、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,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。可是,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,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,给刑部上报治府、县之罪。自曾国藩到后,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,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。

  最终,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: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,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,躲躲风头。让张光藻去了顺德,刘杰去了密云;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,拟出了对府、县治罪的奏状,上报慈禧。曾国藩绝不会想到,这两个决定,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。

  7月20日,奏状刚刚发出,曾国藩立即后悔了。他不后悔他擅自将两人放走,他后悔他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下属,还自己提出对下属“革职治罪”,将来其他下属怎样看自己?整整一天,他都“因奏请将府、县交刑部治罪,忍心害理,愧恨之至”。陷入极大的自责之中,一下病势加剧。

  7月21日,在病中曾国藩又给慈禧写出了整个案情的初步调查报告: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》。曾国藩的这份长达2100字的长篇报告,首先谈了民间说教民迷拐人口、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剜心、采生配药并不是事实,也无证据,全系谣传,等于替洋人说了开脱话。但是,他也同时谈了之所以津民这样谣传,也事出有因,教堂确实有很多“致疑点”。比如,大门终年紧闭,过于秘密;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,密不可测;有的中国人进教会看病后,久而不还;教会收留中国孤儿,甚至连有病将死者也收,只见其入,不见其出;加之今年四五月间外界有拐卖孩子事件,正是天主教堂死人过多之时。以上种种,极易导致人们产生怀疑,这等于替天津市民也说了帮忙的话。

  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这个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》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。在发抄朝野时,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几个“致疑点”。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,以及对“首犯”和官员的处理态度。

  7月23日,慈禧发来500里加急。内容是:“奏请张光藻、刘杰着即行革职治罪,已均照所请,明降谕旨宣示矣。”慈禧很聪明,既然你曾国藩要求处分你的下级,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,还进行了公布。慈禧聪明还在于,她表示同意处分府、县的同时,还说这是“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”,今后不能再这样,“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,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,据理驳斥。总之,和局固宜,保全民心尤不可失,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,全局统筹,使民心允服,使中外相安”。这样做慈禧就在舆论面前摘清了自己,而曾国藩偏护洋人、治罪官员的帽子就戴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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