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道中衰发生在什么时候?造成了什么影响?

趣味野史网 | www.v525.com  2018-10-10 16:04:19
责编:历史探索

  清国统治者以少数北方民族入主中原,几代帝王励精图治,使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峰。但清朝在乾隆年间之后,吏治迅速败坏,官无不贪,吏无不恶,清朝国势日非。乾隆五十九年,朝鲜使者记录:“大抵为官长者,廉耻都丧,货利是趋,知县厚馈知府,知府善事权要,上下相蒙,曲加庇护。” 洪亮吉陈述乾隆末年时说:“士大夫渐不顾廉耻,”“十余年来,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……出巡则有站规、有门包,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,按年则又有帮费,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” 。

  嘉庆、道光时期,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,土地高度集中,财政极度匮乏,吏治极端腐败,军备严重废弛,这个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。随之而来的,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。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:如南方的白莲教,京畿的天理教,东南海上的骚动,采矿的封禁,钱粮的亏空,八旗生计,鸦片的流入,河漕的难题等等。但是嘉庆都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,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加以解决。

  道光即位之初,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内外危机。在内已经走下坡,史称“嘉道中衰”,其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,武备张弛,国库空虚,民众反清斗争频频;在外,西方列强势力东侵,鸦片荼毒国民。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,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企图中兴。他虽然朝纲独断,事必躬亲,以俭德著称。但内政事物,如吏治,河工,漕运,禁烟等均无起色。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。

  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。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,既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业,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。乾隆中期以后,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,六度南巡,而“供亿之侈,驿骚之繁,转十倍于康熙之时”。乾隆十六年(1751),皇太后六十岁生辰,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。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,十余里中“剪彩为花,铺锦为屋,九华之灯,七宝之座,丹碧相映”,“每数十步间一戏台,南腔北调,备四方之乐,侲童妙伎,歌扇舞衫”。各地督抚之贡物,争奇斗巧,“广东所构翡翠亭,广二、三丈,全以孔雀尾作屋瓦” 庆道光时,河吏的奢侈,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。清代漕运依赖运河,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,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。然而,乾隆末年以后,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,真正用于运、黄、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,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。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。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。为烧一碗猪肉,要杀五十余头猪,取其背肉一脔,余皆弃之。一盘驼峰,必得杀三、四峰骆驼。河督终日置酒高会,参加河督宴会的人,鲜有能终席者。因为每次宴会,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。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。道光时,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,“每次皆戏两班,上席五桌,中席十四桌。上席必燕窝烧烤,中席亦鱼翅海参。西安活鱼难得,每大鱼一尾,值钱四、五千文。……其他如白鳝、鹿尾,皆贵重难得之物,亦必设法购求”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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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,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、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。乾隆嘉庆时某阁臣,其家“奢汰异常,舆夫皆著毳毭之衣,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” 。京师米商祝氏,“其家屋宇至千余间,园亭瑰丽,人游十日,未竟其居”。宛平查氏、盛氏,“其富丽亦相仿”。怀柔郝氏,乾隆曾驻跸其家,“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,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,皆供食馔,一曰之餐,费至十余万” 。乾隆帝的骄奢淫逸,开一代奢侈之风,而贵族、官僚、大地主、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奢靡之风愈演愈烈,不可遏止,嘉庆帝、道光帝曾力加矫正,然无济于事。

  吏治败坏

  吏治败坏与清王朝几乎是相始终,这与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败的官场文化有关。清王朝既是少数民族,必须对中原士子大加笼络。康熙年间就有所谓的南北党争。清代的贪污问题是长期的,康熙晚年,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。雍正时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。乾隆时,奢靡之风又卷土重来且愈来愈甚。乾隆六巡江南,地方沿途大兴土木,豪华与排场空前,糜费特甚。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。

  乾隆中叶以后,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。当时,权臣专擅,结党营私,欺蒙粉饰;官吏昏聩无能,贪赃枉法。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,权臣的专擅,前有和珅,后有穆彰阿。和珅,满洲正红旗,少贫无籍,为一普通官生。后来,依靠祖先功业,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。1757年,爆发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“金炉案”。乾隆三十四年(1769),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,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。因他相貌英俊,口齿伶俐,应对乖巧,深得皇帝赏识。从此,他官运亨通,平步青云,在短短的十来年中,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“宠任冠朝列”的朝廷重臣。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,和珅恃宠威福由己,植党营私,内而公卿,外而封疆大吏,皆出其门。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,“不附己者,伺隙激上怒陷之,纳贿者则为周旋” 。和珅的专横跋扈,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。当时,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,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,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,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。和珅恃宠专擅“甚于前日,人皆侧目,莫敢谁何云” 。

  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,固宠窃权,“保位贪荣,妨贤病国。小忠小信,阴柔以售其奸,伪学伪才,揣摸以逢主意”。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,广植私党,“门生故吏遍于中外” 。清中叶以后,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,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。在大批朝廷重臣中,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。嘉庆时,各部院衙门“诸臣全身保位者多,为国除弊者少;苟且塞责者多,直言陈事者少。甚至问一事,则推诿于属员,自言堂官不如司官,司官不如书吏” 。各省督抚“或于应办事件,藉口行查,经年累月尚未完结,其废弛积习,犹为牢不可破” 。

  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“多磕头,少说话”的为官之道,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,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。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,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。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,与司道幕友宴会,“较力唱曲,俗语村言,无所不说,不学无术,殊不自重” 。直隶总督桂良,“其胸中蕴蓄如草芥,其口中吐属如市井” 。

  封疆大吏如此,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。陕西雁平道章荆凡,终日不理政事,公事皆幕友主持。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,亦令书吏在外劝言,从不提审。即便提审,也是“两造到堂,原、被莫辨,而口钝言涩,狱不能折” 。穆彰阿当政时,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,为膏腴之地,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,而旗员“多不识字,听信幕友家丁,恣为奸利” 。乾隆中期以后,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。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,要馈送银钱;年节生辰,要进送礼品;官员外放,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;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,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。这样,上至阁老大员,下至胥吏差役,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。因为“州县有千金通融,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;督抚有万金之通融,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” 。于是,各级官员层层受贿,狼狈为奸,几乎是无官不贪污,无吏不行贿。正如时人所说,清中叶以后的官员,廉与不廉的分别,只在于“廉者有所择而受之,不廉者百方罗致,结拜师生、兄弟以要之”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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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此,乾隆中期以后,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。乾隆宠臣和珅,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,揽权纳贿,积聚起惊人的财富。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,被嘉庆抄家时,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“数千万两之多,最多达到亿两左右” 。还有些官吏,为了填满欲壑,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。嘉庆时,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,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,以致数年之内,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。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。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,是因为这些地方官“欲藉案件索赃,多方搜剔,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,或以一案旁及他案,辗转追求,公差四出。而胥役等每至一村,索诈使费,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,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,必至贿赂已通,欲壑已满,始肯审结一案。而由县详府,由府详司详院。一杖责可完之案,而百姓身家已破,甚至“久禁囹圄,长途解送,因此拖毙人命” 。

  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道:“各督、抚声名狼藉,吏治废弛。臣经过地方,体察官吏贤否,商民半皆蹙额兴叹。各省风气,大抵皆然” 。及至乾嘉之际,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,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。嘉庆时期,爆发了白莲教、天理教等农民抗争,社会冲突激化,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。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:“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,目下大功将次完竣,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……理应按限完交” 。嘉庆帝无奈地说:“大不法小不廉,吏治不清,民生何赖?甚至大缺一万,中缺八千,形诸白简,此非彰明较著者乎?…… 朕澄叙官方,首先责己,力行节俭,永杜贡献。诸大吏受任既重,养廉又优,贡献之费已除,权门之索又绝,必应清白乃心,为国宣力。然而风气未移,俗态犹故,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,巧言利国,实皆利己,似此者不一而足。” 这时鸦片开始流入中国, 而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,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。嘉庆帝屡申禁令,一旦案发,“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” 。道光四年进口鸦片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,“上自官府缙绅,下至工商优隶,以及妇女、道士、僧尼,随在吸食,置买烟具,为市日中” 。至道光年间终于发生鸦片战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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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乾隆末期以后,“盛世”之谓已徒有虚名。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,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。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,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,乾隆朝末期以后,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。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,从嘉庆元年开始,历时九年,使清廷耗银二万万两,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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