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代日本攘夷是怎么开始的?开国的国策大论战又有哪些

趣味野史网 | www.v525.com  2018-07-10 20:03:17
责编:历史探索

  欧美在进行第一轮工业化革命之后,开始进入东亚地区,欧美列强进入东亚对江户时代的日本带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危机。随着民族危机的增长,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识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跃,这种思想日益影响政治运动。早在德川前期,由于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和国家的兴起,出现一种封建的国体论,由此发展为尊王攘夷的思想。它包含了以下三种内容:

  1.华夷论。这是从狭隘民族主义角度,主张严内外之分,宣扬日本冠绝世界各国的信念。向来日本学者称中国为(中)华,日本为(东)夷。至17世纪中叶,国学派先驱山鹿素行认为这是颠倒主客。他说:“夫中国(指日本)之水土卓尔于万邦,而人物精秀于八理,故神明之洋洋,圣治之绵绵。”中国在政治德行方面,反多不及,故应尊崇日本的国体。以后水户学派发挥了这一思想。

  2.大义论。古来儒家主张君无德,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(讨伐并放逐暴君)。《易经》也有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,而应乎人”的思想。水户学派则认神代以来,皇统万世一系是日本君臣关系的特征,不可动摇。这种君臣大义论,成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础。

  3.王霸论。幕府政治将天皇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。水户学则将儒家尊王贱霸的思想,运用到日本公(皇室)武(幕府)关系上,指出武家政治脱离正道。但在幕府高压下,这一思想要到明治维新前夕才能提出,并变成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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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日本面临民族危机时,上述国体思想诱发了对抗外因的民族自觉。最初发生的是攘夷论和开国论两种思想的争论。

  攘夷论起源于尊崇日本国体的思想。它从18世纪国学者本居宣长等倡导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思想出发,坚定主张日本国体尊贵,外族入侵,必须攘击。幕末这种思想和德川前期已不相同,既不是盲目排外,也不同于锁国政策。俄、美侵略日本后,攘夷论风靡全国,成为民族革命的旗帜。

  开国论认为同外国通商是大势所趋,若不自量力,贸然攘夷,就是盲目排外。不如开国后通过贸易生产,输入近代科技文明,以谋国家开化,统一富强。力主开国论的佐久间象山(公元1811年—公元1864年)认为,日本要富国强兵,必须打破国禁,向西方学习,发展诸学科,“大兴器械之学,开设工场,多造大船,复航海之法”。横井小楠(公元1809年—公元1869年)也认为“当今之际,惟开国通商,方合古来天地合理”,非难水户学派的锁国攘夷论是无特别见识,空喊“大和魂”,误国误民。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统治,试图通过“改造”幕府来实现日本的维新政治。尽管如此,后来仍担任明治政府的“参与”,为改革而尽力,最后被保守派杀害。吉田松阴(公元1830年—公元1859年)也主张开国,后来进一步主张用暴力推翻幕府。

  开国论这一派较有远见,但因幕府本坚持锁国,只是屈于外国压迫才主张开国,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,而开国论者中却有一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倾向。

  培理闯入江户湾,对幕府是一严重打击。幕府认识到锁国已难坚持。但公然改变政策也会丧失自己威信,不得不继续维持体面。而当时军备财政,实无法作战。

  如上所述,阿部正弘向大名及幕僚征询对策,大部分诸侯都倾向攘夷,反对美国的威吓。其中德川庆胜(尾张藩)、德川庆笃(水户藩)、岛津齐彬(萨摩藩)、伊达宗城(宇和岛藩)等主张暂避战争,经充分准备后,予以拒绝。松平庆永(越前藩)、锅岛直正(佐贺藩)、毛利庆亲(长州藩)、山内丰信(土佐藩)都表示拒绝接受美国要求,并作战备。但主张拒绝的多数诸侯并不完全否定开国,只是企图由此振奋士气,充实国力,通过自主外交来开国。至于开国论者中,也不是都同意立刻接受美国通商的要求。如掘田正睦(佐仓藩)主张定一年限,许其通商,如无利益,就应终止。井伊直粥(彦根藩)则认为在长崎供给煤水、食物,但不许到内地经商,犹如日商赴爪哇借当地荷商馆进行贸易一样。这些都是培理所不能接受的。民间也出现了所谓“处士横议”,不外攘夷、开国两派意见。到了11月,幕府根据各方意见,最后表示,由于边防末固,不能妄启战端,美使再来,决定不作明确答复,采取稳妥措施,使他回国,同时作好万一准备。

  培理于撤离日本的第二年,即安政元年(公元1854年)1月,率舰7艘,再度驶进江户湾,到神奈川河口。幕府在美国武力威迫下,3月3日签订《日美亲善条约》(神奈川条约),约定次年在下田批准交换。条约规定:两国友好,日本开放伊豆的下田和北海道的函馆(箱馆)两港口,供给美国舰船煤、水、食品及其他需用品,价格由日方规定;优待遇难船员;美国在两港口设领事。条约第九条还规定,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无条件地适用于美国,即给美国以最惠国待遇。条约中虽没有关于自由通商的条款,但日本的大门从此被打开,开始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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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英、俄、荷等国援美国先例,也和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。

  《日英亲善条约》:安政元年(1854)闰7月,英东印度舰队司令史透林(J.Stirling)率舰队到长崎,提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,为与俄作战,要求许英舰利用日本港湾,幕府拒绝。但为补充船中所缺物品及修理船只,许开放函馆及长崎两港。8月23日订《日英亲善条约》七条。

  《日俄亲善条约》:同年10月,俄使理查廷探听到日美订约,也到下田交涉签约。12月21日正式缔结《日俄亲善条约》,规定开放函馆下田、长崎三港,并承认干岛在择捉以南为日领,库页岛为日俄共管。

  《日荷亲善条约》:荷兰在日本锁国的200年问,独占对日贸易,但仅限于出岛一处。公元1855年12月23日荷商馆长寇秀斯(J.H.D.curtisus)乘机和幕府订约,要求与俄美同等待遇,开长崎、下田、函馆三港,并规定放宽加于长崎荷兰人的限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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