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蒲屯门之战明朝是如何取得胜利的?屯门之战解析

趣味野史网 | www.v525.com  2018-06-29 22:05:58
责编:历史探索

  十六世纪是海洋的世纪,是地理大发现和开辟新航路的世纪,是全面改变世界的世纪,也是大国崛起的世纪。但在这个世纪,东方大国——明代中国却从平庸走向衰落,走向对海洋的闭关锁国。在世界的西端,要让大海掀起层层波澜,在世界的东端,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,中国沿海从此波澜不惊。东西方之间的矛盾冲突,终于在1517年(明正德十二年)由葡萄牙挑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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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十六世纪,在大西洋沿岸崛起了两个近代西方大国——葡萄牙、西班牙。由于西班牙王国信奉哥伦布的选择,向西航行,所以主要是在中南美洲扩展殖民地。葡萄牙王国选择绕过非洲大陆向东发展,终于在十六世纪前期,越过印度洋到达太平洋,开始和中国发生外交、军事关系。

  葡萄牙的航海事业由来已久,它的倡导者是恩里克王子,被称为“航海王子”,只比郑和下西洋晚了二三十年。当时,他率人在非洲的西海岸线进行探险活动,一直向南发展,越过了赤道。1488年(弘治元年),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。有了这个转折点,欧洲殖民者就加速向印度洋扩张。

  屯门之战的起因_明朝与葡萄牙的第一次接触

  初战:屯门之战和西草湾之战

  对明朝来说,执行的外交政策就是朝贡制度,允许没有外交文书的佛郎机国特使进京,已经是莫大的恩宠和宽容。但对方以德报怨,不但侵占番属国满剌加,还在广东沿海施行暴力,抢劫杀人,抗拒王化。是可忍孰不可忍,像这样的外化蛮夷,只能以武力驱逐。

  对葡萄牙来说,它万里踏波来到东方,为的就是打开中国市场,获得宝贵的贸易机会,要让它轻易放弃这一新兴的前途无量的市场,也是绝对办不到的。

  双方都认为自己有理,双方都选择了坚持,决不妥协。葡萄牙为了打破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,要求实行自由贸易;明朝为了靖海安民,驱逐殖民者侵略,一场军事上的角逐和对抗不可避免。

  早期的殖民主义大国在崛起之时,那些开路先锋们兼具海盗和商人的双重身份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这种职业上的划分很难确定。葡萄牙人暴戾傲慢的行为和他们所进行的抢劫屠杀,很自然地就使东南沿海的中国边民,把他们和“倭寇”等同为一路货色,被称为“番鬼”,而且这些“番鬼”的容貌比倭寇更加丑陋,他们打人杀人吃人肉。

  中国人面对葡萄牙的殖民海盗行为,需要的只是一场保家卫国的胜利。对中国来说,它不需要了解这些“番鬼”来自何方,也不在意他们现在的身份,还有将来可能起到的历史作用。胜利之后的中国,只需将一顶“番鬼”的帽子扔给对方,最好从此不再往来。就像战胜过“倭寇”一样,中国从来不需要了解,也不屑于了解东瀛的蕞尔小国。

  正是由于双方不了解,彼此陌生,这次战事的爆发就有了很多偶然性。1521年是明武宗去世、明世宗即位之年,按照朝廷的旨意和惯例,国葬期间,要求一切外夷迅速离境。这对广东的地方官员来说,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,如果拒不执行,不但要丢掉乌纱帽,甚至连性命都难保。因此,广东的地方官员丝毫不敢怠慢,迅速下达了葡人退出屯门岛的命令。

  如果此时葡萄牙人能及时离开,中葡之间的军事冲突可以推迟,当然这只是改变了时间和地点。但此时,如海盗一般野蛮的西蒙·安德拉德并不惧怕对华一战,他关注的是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。最近这段时间,葡萄牙人的生意很不顺畅,要卖的东西还没卖完,要收购的货物也没到手。他们来华的目的就是要发大财,因此绝不能在蚀本的生意面前打退堂鼓。葡萄牙人这一次又态度傲慢起来,他们拒绝了明朝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希望。

  正德十六年(1521),面对葡萄牙殖民者的傲慢和挑衅,明廷下决心用武力驱逐,严格执行海禁政策,以后不得入境。这时广东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张铉,在前线,具体指挥战斗的是汪铉。汪铉,字宣之,正德九年(1514)担任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,奉令巡视海道,他在按察使的任上,直接指挥了屯门之战。

  明朝中叶的两广地区,少数民族联合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,以及散布在沿海的所谓“海盗”活动,威胁着明朝统治的稳定。但由于吏治腐败,军备废弛,明军怯于力战,而戕民纵敌的事件却屡有发生。汪铉这样的清官也不例外。他还因为隐匿军情不报的原因,受到了处分。现在让他率兵驱逐葡萄牙殖民者,对手只有区区几艘兵船,或许是重新建功立业的好机会。

  汪铉从出师到凯旋历时一年多,这个仗是怎样一个经过,汪铉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胜利,却一直是一个谜。至少现有的史料只会导致混乱的误解。

  中葡屯门之战,和后来的中俄雅克萨之战、中英虎门之战等不一样,没有足够的史料可以说清楚。因为它对双方来说,都是历史上的第一次,时间太早,可信的资料少之又少,而且记载得很混乱。另外一个原因就是,这次武装冲突的规模不大,对葡萄牙来说,也只有几百人,双方的亲历者有限。到了后来,写这段历史的人,要么偏信一种说法,要么随意堆砌史料,没有进行细致分析,因此叙述不清,犯了想当然的错误。

  现在,我们把各种说法都拿出来,比较一下就会发现,真实再现这次军事冲突,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

  现在根据中国与外国的相关记载,汪铉在屯门之战中获得胜利,可以概括为四种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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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种为“凿沉说”。

  支持这种说法的中方史料最多。明代张燮的《东西洋考》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:第一阶段,官军力战不能退敌,第二阶段,派人潜水凿沉敌船,打败了佛郎机。“海道副使汪铉帅兵至,犹据险逆战,商人凿舟用策,乃悉擒之,余皆遁去。”

  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,全文转录了明代郭棐纂修的《万历广东通志》的说法:“海道副使汪铉帅兵往逐,其舶人辄鼓众逆战,数发铳击败我军。寻有献计者,请乘其骄,募善水人潜凿其底,遂沉溺,有奋出悉擒斩之,余皆遁去。”

  清代鲁曾煜纂修的《广东通志》记载:“檄海道副使汪铉帅兵往逐,其舶人辄鼓众逆战,数发铳击败官军。寻有献计者,请乘其骄,募善水人潜凿其舟底,遂沉溺,有奋出者悉擒斩之,余皆遁去,遗其铳械。”

  这种说法指出了在交战初期,汪铉遇到了败仗;在冲突后期,他及时改变了战术,派人潜水凿沉敌船,然后力战退敌。更重要的是,提到官军缴获葡萄牙新式武器——佛郎机铳的方式,就是由敌方遗弃所得。

  第二种为“火攻说”。

  清代陈伯陶所纂的《东莞县志》写道:“屯门澳口与南头切近,佛郎机夷人谋据南头,众思弃庐墓避之。事闻铉,召募海舟,指授方略,亲临敌所。藩舶大而难动,欲举必赖风帆。时南风急甚,铉命刷贼敝舟,多载枯柴燥荻,灌以脂膏,因风纵火。火及敌舟,通被焚溺。众鼓噪而登,遂大胜之,无孑遗。是役也,于正德辛巳出师,嘉靖壬午凯还。”

  相对而言,这种说法肯定了冲突发生的时间、地点,但没有将冲突分为两个阶段。汪铉一开始就指挥若定,看出了对手的破绽,巧妙利用当时的自然条件,取胜的关键,是在准确判断敌情后采取火攻,丝毫没有提到“凿沉说”。

  清代王崇熙所纂的《新安县志·艺文志》中,用文学的笔法,绘声绘色地发展了“火攻说”:

  夫皇天眷德,随以玺书,专管海道。还多倭寇,且通诸番。濒海之患莫东莞为最,海之关隘,实在屯门澳口,而南头则切近之。……近于正德改元,忽有不隶贡数号为佛郎机者,与诸狡猾杂屯门葵涌等处海澳,设立营寨,大造火铳为攻战具,占据海岛,杀人抢船,势甚猖獗,虎视海隅,志在吞并,图行立石管辖。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常食,民甚苦之,众口嗷嗷,俱欲避地以图存活,弃其坟茔室庐,又极凄婉。事闻于公,赫然震怒,命将出师,亲临敌所,冒犯矢石,劬劳万状。至于运筹帷幄,决胜千里。召募海舟,指授方略,皆有成算。诸番舶大而难动,欲举必赖风帆。时南风急甚,公命刷贼敝舟,多载枯柴燥荻,灌以脂膏,因风纵火。舶及火舟,通被焚溺。命众鼓噪而登,遂大胜之,无孑遗。是役也,于正德辛巳出师,至嘉靖壬午凯还。

  实际上,两者都是取材于《(陈文辅)都宪汪公遗爱祠记》,所述过程基本相同,但文笔有较大的差别,后者更善于发挥和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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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种为“火铳说”。

  严从简在《殊域周咨录》中,肯定了“凿沉说”的同时,又附加了一种“火铳说”。该说最大的特点在于佛郎机铳取得的方式,否定了是在战后缴获,肯定了是在战役之前,通过传奇般的手段获得,使交战过程更加扑朔迷离。

  它前文坚持“凿沉说”,指出:“海道宪师汪铉率兵至,犹据险逆战,以铳击败我军,或献计使善泅者凿沉其舟,乃悉擒之;”随即又介绍葡萄牙的快船利器,和中国人是如何得到佛郎机铳与蜈蚣船:

  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,前因委抽分,曾到佛郎机船,见有中国人杨三、戴明等,年久住在彼国,备知造船及铸制火铳之法。铉令何儒密遣人到彼,以卖酒米为由,潜与杨三等通话,谕令向化,重加赏赉,彼遂乐从。约定其夜,何儒密驾小船,接引到岸,研审是实,遂令如式制造,铉举兵驱逐,亦用此铳取捷,夺获伊铳大小三十余管。

  因《殊域周咨录》在史料中的影响很大,所以针对这个问题,有些人一直认为中国人获得佛郎机铳,就是由何儒偷出来的。

  第四种为“天气说”。

  与中国史料的多种说法相比,国外史学家的认识相对简单而且一致,即恶劣的天气帮助了西蒙·安德拉德脱逃。

  英国的赫德逊在《欧洲与中国》中说:“最后,他遭到了一支中国舰队的包围和攻击,只是由于一阵暴风雨把船只驱散,才使他得以逃生并回到马六甲。明朝皇帝命令葡萄牙恢复先前统治马六甲的王朝,双方关系完全断绝。”

  瑞典的龙思泰也认为是天气的原因。他在《早期澳门史》中说:“一队中国士兵围攻这座堡垒。如果不是一次对他极为有利的风暴非常及时地刮起,西芒将会死于饥饿。他利用这个时机,带着三艘船逃跑了。”

  概括以上各种说法就会发现,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,但又不全面,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。可以肯定的是,汪铉在屯门之战中,率领明军击溃葡萄牙殖民者,是经过多个回合反复斗争得来的,绝不会是经过一两次战斗就迅速取得的大捷。

  先分析上述几种说法的不合理因素。

  第一种“凿沉说”是令人很难接受的。

  先看葡军。因为它兵力有限,所以只能依靠火器的优势,采取防御战术,而防御的重点就是他们的舰船。这样就引起了一系列疑问:

  汪铉派人潜水进行凿船,潜水的过程要花多长时间?

  要凿多大的洞孔,船只才能沉掉?

  葡萄牙的船经历过大西洋、印度洋和太平洋,能轻易被凿个大窟窿么?

  葡军对漏水的船只,为什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?

  葡军为何没有对潜水者采取军事行动?难道明朝的这些潜水者,勇敢得就像《水浒传》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雄?

  还有,当时葡军在陆地上和船上都有军队,为何将舰船凿了几个窟窿,便造成了溃败?

  从当时葡方的军事部署来看,他们在陆地建立了栅栏和堡垒,希望能阻挡明军的进攻,绝不会放弃陆地,龟缩在兵船上。葡萄牙的船队到底是被擒了,还是逃跑了?所有这些疑问,都很难靠“凿沉说”来解释。

  第二种“火攻说”也是难以令人信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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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主要原因有三:

  第一,葡方都是多桅快船,而且可以划行,速度超过明朝的舢板。按照其说,当时风很大,火攻只能焚毁个别船只,不可能像《三国演义》的赤壁之战那样,将所有船只连成一体完全烧毁。

  第二,如果葡方船只被焚毁,如何不逃窜,反而明军能接舷,鼓噪登上焚烧的战船?难道明军不怕火烧,只有葡军怕火烧?

  第三,文中描写也不尽合理,文章说汪铉听到葡方的暴行后,如何震怒,如何率师而出,都是文学化的描写。其实,派兵打仗完全是一个政府行为,调动兵力和前方将领没有直接关系。这种偏向故事性的描述,恰恰降低了事件过程的可信度。

  第三种“火铳说”的漏洞。

  按照严从简的说法,白沙巡检何儒获得武器的方法过于神秘和离奇,在史料上也是孤证。

  何儒这件事,又是乔装打扮,又是夜渡小舟,在双方交战防备严密的前线自由穿行,如果拍成现代电影中的卧底题材,倒是可以引人注目。

  仿造佛郎机铳是轻松简单的过程么?这牵扯到冶炼、铸造、火药配制等许多欧洲最新的军事技术,中国的船民看两眼就能学会?如果真是这样,明军在战斗中所用的佛郎机铳,也应该是自己模仿的,难道明朝能在很短的时间里,就掌握了制造佛郎机铳的各种技术么?而且还能熟练地应用到战斗中?并且一用就达到了理想效果。如此神速就能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不是显得很夸张么?

  所以综合各种材料来看,相对合理的解释,应该以西方材料中所说的“天气说”为主。在较长时间的对峙中,葡萄牙船队被包围起来,经不起人员和物资上的损耗,也无法打破明军的铁桶阵,所以必须寻找适当的机会突围,所谓适当的机会就是利用恶劣的天气,趁着明军防御松懈,率领残部,在明军的围追打击下逃脱。

 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,就是汪铉在初战中吃了亏。根本原因是他不知道西洋火器的威力,而是按照从前消灭普通海匪的方式,用人海战术,从水陆多个方向进行战略包围,企图一举全歼驻扎在屯门岛和停留在大帆船上的葡萄牙殖民者。但葡萄牙人凭借优势武器,水陆呈掎角之势相互支援,使明军在屯门交战的第一阶段无法获胜,铩羽而归。

  这个时候的欧洲在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方面,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,应用到实战之中,能够推算出火器射击所留下的死角。因此他们在配置武器的时候,尽量将射击死角留到最小。这种将科技应用到军事上的能力和眼光,明军还不具备。明军武备落后、战法劣势,但也有自己的优势,就是地利与人和。明军在首战失利后,作战方式由围攻改为围困。汪铉判断在短期内无法取胜,于是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,改速决战为相持中消耗对手,等待合适的战机,能打歼灭战就打歼灭战,不能打歼灭战就打驱逐战。因此,中葡屯门之战,虽然参战的人数不多,战斗也不激烈,但持续的时间却长达一年多。

  最后再说一下那位被驱逐到广东的特使皮雷斯。按照明廷的旨令,一开始他只是被驱逐出境,并无生命之虞。但等他到达广州的时候,中葡屯门之战已经开始。广东当局扣留了他作为战俘或者说人质,要求他给船队下命令,立刻离开中国。但实际上,皮雷斯和安德拉德的船队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,他指挥不动脾气暴躁的西蒙·安德拉德,即便下了所谓的命令,也是一纸空文,无人理会。于是,他被投入监狱,待遇逐渐恶劣,甚至还被戴上了刑具,等到安德拉德的船队战败逃走后,皮雷斯更是失去了仅有的人质价值,在受尽磨难之后毙命狱中。

  屯门之战当然算不上赫赫有名的战争或战役,按照规模来说,只能算是旷日持久的战斗和武装冲突。但它在中国古代战史上仍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,它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崛起后,与中国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。这一仗虽然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,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,还是对明朝起到了不小的警示作用。

  首先,屯门之战使明朝开始认识到蜈蚣船和佛郎机铳等西洋军械的威力,因此在引进推广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。

  汪铉作为前线的总指挥,非常清楚佛郎机铳的杀伤力,认为这是导致屯门之战一波三折的最主要原因。他说:“适有强番佛郎机驾船在海为患。其船用夹板,长十丈阔三丈,两旁驾橹四十余支,周围置铳三十余管。船低尖而面平,不畏风浪。人立之处,用板捍蔽,不畏矢石。每船二百人撑驾,橹多而人众,虽无风可以疾走。各铳举发落如雨,所向无敌,号曰蜈蚣船。”海战中,葡萄牙将佛郎机铳放在蜈蚣船里,在“海船舷下,每边置四五个,于船舱内暗放之,他船相近,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,水进船漏。以此横行海上,他国无敌。”

  葡萄牙就是凭借这样一套作战武器,很大程度上震慑住了已经落伍的明朝水师。因此,汪铉特别强调军队一定要引进和仿造佛郎机铳。他向嘉靖皇帝上书,力主边关的军事防御要大量使用西洋火器,并仔细介绍了佛郎机铳的优点,以及如何装备在边防。汪铉的建议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。

  很多史料认为,明朝引入佛郎机铳的不是汪铉,而是白沙巡检何儒的功劳。来源就是《殊域周咨录》中所说的那条史料,后来这条史料又被用入《明史稿》、《明史》等重要文献之中。前面已经说过这条史料也有不可信的地方。既然汪铉在屯门之战中打败了葡萄牙殖民者,又是这一战得到了佛郎机铳,而且通过战斗认识到它的巨大军事价值,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汪铉,是战争实践教育了他。汪铉作为一个地方军事长官,因大力推广佛郎机铳得到上司的好评,最后他升了官,当上了南京兵部尚书,到了这时他仍向朝廷建议将佛郎机铳布置在北方边境,用来对付游牧民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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